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杜甫有首“白小”诗,说:“白小群分命,天然二寸鱼”,意思是这种细小微末的东西要大夥儿合起来才凑得成一条性命。我们看到“四灵”这个称号,也许想起麟、凤、龟、龙,但是读了“四灵”的作品,就觉得这种同一流派而彼此面貌极少差异的小家不过像白小。江湖派反对江西派运用占典成语、“资书以为诗”,就要尽量白描、“捐书以为诗”,“以不用事为第一格”;江西派自称师法杜甫,江湖派就抛弃杜甫,抬出晚唐诗人来对抗。这种比杨万里的主张更为偏激的诗风从潘柽开始,由叶适极力提倡,而在“四灵”的作品里充分表现,潘和叶也是永嘉人。叶适认为:“庆历、嘉祐以来,天下以杜甫为师,始黜唐人之学,而江西宗派章焉”;“杜甫强作近体……当时为律诗者不服,甚或绝口不道……王安石七言绝句人皆以为特工,此亦後人貌似之论尔!七言绝句凡唐人所谓工者,今人皆不能到……若王氏徒有纤弱而已”。朱熹批评过叶适,说他“谎话只是杜撰”,又批评过叶适所隶属的永嘉学派说:“譬如泰山之高,它不敢登,见个小土堆子,便上去,只是小。这些哲学和史学上的批评也可以应用在叶适的文艺理论上面。他说杜甫“强作近体”那一段话,正所谓“只是杜撰”;他排斥杜甫而尊崇晚唐,鄙视欧阳修梅尧臣以来的诗而偏袒庆历、嘉祐以前承袭晚唐风气像林逋、潘阆、魏野等的诗,正所谓“只是小”。而且他心日中的晚唐也许比林逋、潘阆、魏野所承袭的──至少比杨万里所喜爱的──狭隘得多,主要指姚合和贾岛,两个意境非常淡薄而琐碎的诗人,就是赵师秀所选“二妙集”里的“二妙”。徐俯(一○七五~一一四一)字师川,自号东湖居土,分密人,有“东湖居士诗集”,据说共“三大卷”,上卷是古体,中卷是五言近体,下卷是七言近体,现在已经失传了。清代厉鹗的“宋诗纪事”卷三十三和陆心源的“宋诗纪事补遗”卷四十八都搜辑了他的诗篇和断句,当然还可以从宋人的笔记、诗话、类书,选集、集句诗里添补好些。徐俯是黄庭坚的外甥,列入江西派。吕本中的“江西诗社宗派图”惹起许多是非,当时有些列入江西派的人亲自抗议,后世也有人认为某某不应当收在里面,而某某该补进去。列入江西派的二十多位诗人里,有一大半留下足够数量的作品,让我们辨别得出他们的风格。根据这些作品而论,他们受黄庭坚的影响是无可讳言的,只是有暂有久,有深有浅,浅的像比较有才情的韩驹,深的像平庸拘谨的李彭。黄庭坚的声势很浩大,有许多给他薰陶感染的诗人都没有搜罗在江西派里,这也是无可讳言的,例如跟李彭差不多的吴则礼、张扩之类。至于那些人列在江西派里而否认受过黄庭坚的影响,也许有两种原因。第一是政治嫌疑。宋徽宗赵佶即位以后,蔡京专政,把反对过王安石“新法”的人开了一张名单,通令全国把这些“奸党”的姓名刻石立碑。苏轼、孔平仲、张舜民、张耒、秦观、黄庭坚都名挂黑榜,苏黄的诗文书画一律是违禁品,必须销毁。因此模仿苏黄诗体或字体的人往往遮遮掩掩,要到宋高宗赵构的时候,才敢露出真相。第二是好胜的心理。孙行者怕闯了祸牵累到先生,“只说是自家会的”本领;有些人成名之后,也不肯供出老师来,总要说自己独创一派,好教别人来拜他为开山祖师。徐俯晚年说不知道舅舅的诗好在那里,而且极口否认受过舅舅的启发:“涪翁之妙天下,君其问诸水滨;斯道之大域中,我独知之濠上”。不过他舅舅文集里分明有指示他作诗的书信;在他自己的作品里也找得着他承袭黄庭坚的诗句的证据;在他年轻的时候,同派的李彭称赞他是外甥不出舅家,他好像并没有抗议。他虽然回复上门请教的人说自己看不出黄庭坚诗歌的好处,但是喜欢黄诗黄字的宋高宗分付他题跋黄庭坚的墨迹,他就会说“黄庭坚文章妙天下”,承皇帝陛下赏识,“备于乙览”,真是虽死犹荣!他这种看人打发、相机行事的批评是“儒林外史”的资料,不能算文学史的根据。只是他晚年的确想摆脱江西派的风格,不堆砌雕琢,而求“平易自然”,看来流为另一个偏向,变成草率油滑。严羽(生卒年不详)字仪卿,一字丹邱,自号沧浪逋客,邵武人,有“沧浪吟”。他是位理论家,极力反对苏轼黄庭坚以来的诗体和当时流行的江湖派,严格的把盛唐诗和晚唐诗区分,用“禅道”来说诗,排斥“以文字为诗,以才学为诗,以议论为诗”,开了所谓“神韵派”,那就是以“不说出来”为方法,想达到“说不出来”的境界。他的“沧浪诗话”在明清两代起了极大的影响,被推为宋代最好的诗话,像诗集一样,有人笺注,甚至讲戏曲和八股文的人,也宣扬或应用他书里的理论。澳门威尼斯赌场年龄韩驹十分讲究“字字有来历”,据说他的草稿上都详细注明字句的出处。所以他跟其他江西派作家一样,都注重怎样把故典成语点化运用,只是他比较高明,知道每首诗的意思应当通体贯串,每句诗的语气应当承上启下,故典可用则用,不应当把意思去迁就故典。他的作品也就不很给人以堆砌的印象。他的同派仿佛只把砖头石块横七竖八的叠成一堵墙,他不但叠得整整齐齐,还抹上一层灰泥,看来光洁、顺溜、打成一片,不像他们那样的杂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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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庚(一○七一~一一二一)字子西,丹夌人,有“眉山唐先生文集”。他和苏轼算得小同乡,也贬斥在惠州多年,身世有点相像,而且很佩服苏轼。可是他们两人讲起创作经验来,一个是欢天喜地,一个是愁眉苦脸。苏轼说:“某生平无快意事,惟作文章,意之所到,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,自谓世间乐事,无⻊俞此者”;唐庚的话恰好相反:“诗最难事也!吾……作诗甚苦,悲吟累日,然后成篇……明日取读,瑕疵百出,辄复悲吟累日,返复改正……复数日取出读之,病复出,凡如此数四”。唐庚还有句名言:“诗律伤严似寡恩言”,若用朱熹的生动的话来引申,就是:“看文字如酷吏治狱,直是推勘到底,决不恕他,用法深刻,都没人情”。因此,他在当时可能是最简练、最紧凑的诗人,虽然也搬弄故典,还不算厉害,只是炼字炼句常有弄巧成拙的地方。去远郎相忘,归近不可忍。儿女已在眼,眉目略不省。喜极不得语,泪尽方一哂。了知不是梦,忽忽心未稳。2019年“星火英语”校园公益巡讲燃爆全国澳门威尼斯赌场年龄竹边台榭水边亭,不要人随只独行。乍暖柳条无气力,淡晴花影不分明。一番过雨来幽径,无数新禽有喜声。只欠翠纱红映肉,两年寒食负先生!(予去年正月离家之官,盖两年不见海棠矣。)

杨万里(一一二七~一二○六)字廷秀,自号诚斋,吉水人,有“诚斋集”。南宋时所推重的“中兴四大诗人”是尤袤、杨万里、范成大和陆游四位互相佩服的朋友;杨和陆的声名尤其大,俨然等于唐诗里的李白和杜甫。不过,十个指头也有长短,同时齐名的两位作家像李白和杜甫。元稹和白居易慢慢的总会分出个高低。宋代以后,杨万里的读者不但远少于陆游的,而且比起范成大的来也数目上不如。在当时,杨万里却是诗歌转变的主要枢纽,创辟了一种新鲜泼辣的写法,衬得陆和范的风格都保守或者稳健。因此严羽“沧浪诗话”的“诗体”节里只举出“杨诚斋体”,没说起“陆放翁体”或“范石湖体”。山花冥冥山欲雨,杜鹃声酸客无语。客欲去山边,贼营友鸣鼓。谁言杜宇归去乐?归来处处无城郭!春日暖,春云薄;飞来日落还未落,春山相呼亦不恶。人生到处知何似?应似飞鸿踏雪泥:泥上偶然留指爪,鸿飞那复计东西!老僧已死成新塔,坏壁无由见旧题。往日崎岖还记否?路长人困蹇驴嘶往岁马死于二陵,骑驴至渑池。他在风格上的大特色是比喻的丰富、新鲜和贴切,而且在他的诗里还看得到宋代讲究散文的人所谓“博喻”或者西洋人所称道的沙士比亚式的比喻,一连串把五花八门的形象来表达一件事物的一个方面或一种状态。这种描写和衬托的方法彷佛是采用了旧小说里讲的“车轮战法”,连一接二的搞得那件事物应接不暇,本相毕现,降伏在诗人的笔下。在中国散文家里,苏轼所喜欢的庄周和韩愈就都用这个手法;例如庄周的“天运”篇连用“刍狗已陈”、“舟行陆、车行水”、“猿狙衣服”、“桔槔”、“柤梨橘柚”、“丑人学西施”六个比喻来说明不合时宜这一点,韩愈的“送石处士序”连用“河决下流”、“驷马驾轻车就熟路”、“烛照”、“数计”、“龟卜”五个比喻来表示议论和识见的明快这一点。在中国诗歌里,“诗经”每每有这种写法,像“国风”的“柏舟”连用镜、石、席三个形象来跟心情参照,“小雅”的“斯干”连说“如跂斯翼,如矢斯棘,如鸟斯革,如翠斯飞”来形容建筑物线条的整齐挺耸。唐代算韩愈的诗里这类比喻最多,例如“送无本师”先有“蛟龙弄角牙”等八句四个比喻来讲诗胆的泼辣,又有“蜂蝉碎锦缬”等四句四个比喻来讲诗才的秀拔,或像“峋嵝山”里“科斗拳身薤倒披”等两句四个比喻来讲字体的奇怪。但是我们试看苏轼的“百步洪”第一首里写水波冲泻的一段:“有如兔走鹰隼落,骏马下注千丈坡,断弦离柱箭脱手,飞电过隙珠翻荷”,四句里七种形象,错综利落,衬得“诗经”和韩愈的例子都呆板滞钝了。其他像“石鼓歌”里用六种形象来讲“时得一二遗八九”,“读孟郊诗”第一首里用四种形象来讲“佳处时一遭”,都是例证。词里像贺铸“青玉案”的有名结句把“烟草”、“风絮”、“黄梅雨”三者来比“闲愁”,就是“博喻】的佳例,最突出的是嫁名谢逸的“花心动·闺情”用“风里杨花”等九物来比好事不成(“全宋词”六百五十二页)。上古理论家早已著重诗歌语言的形象化,很注意比喻;在这一点上,苏轼充分满足了他们的要求。

刘子翚(一一○一~一一四七)字彦冲,自号病翁,崇安人,有“屏山全集”。他也是位道学家或理学家,宋代最大的道学家朱熹就是他的门生。批评家认为道学是“作诗第一对病”,在讲宋诗──还有明诗──的时候,也许应该提一下这个问题。哲学家对诗歌的排斥和敌视在历史上原是常事,西洋美学史一开头就接触到柏拉图所谓“诗歌和哲学之间的旧仇宿怨”,但是宋代道学家对诗歌的态度特别微妙。春郊草木明,秀色如可揽。雨馀尘埃少,信马不知远。黄乱高柳轻,绿铺新麦短。南山逼人来,涨洛清漫漫。人家寒食近,桃李暖将绽。年丰妇子乐,日出牛羊散。携酒莫辞贫,东风花欲烂。经过叶适的鼓吹,有了“四灵”的榜样,江湖派或者“唐体”风行一时,大大削弱了江西派或者“派家”的势力,几乎夺取了它的地位,所谓“旧止四人为律体,今通天下话头行”。名叫“江湖派”大约因为这一体的作者一般都是布衣──像徐照和翁卷──或者是不得意的小官──像徐玑和赵师秀,当然也有几个比较显达的“钜公”,譬如叶适、赵汝谈、刘克庄等。名叫“唐体”其实就是晚唐体,杨万里已经把名称用得混淆了;江湖派不但把“唐”等於“晚唐”、“唐末”,更把“晚唐”、“唐末”限於姚合、贾岛,所以严羽抗议说这是惑乱观听的冒牌,到清初的黄宗羲养还得解释“四灵”所谓“唐诗”是狭义的“唐诗”。“四灵”的诗情诗意都枯窘贫薄,全集很少变化,一首也难得完整,似乎一两句话以後,已经才尽气竭,在这一夥里稍微出色的赵师秀坦白的说:“一篇幸止四十字,更增一字,吾未如之何矣!”可是这“四十字”写得并不高明,开头两句往往死死扣住题日,像律赋或时文的“破题”;而且诗里的警联常常依傍和模仿姚合等的诗,换句话说,还不免“资书以为诗”,只是根据的书没有江西派根据的那样多。寇准(九六一~一○二三)宇平仲,下邽人,有“寇忠愍公诗策”。同时人范雍为他的诗集作序,说他“平昔酷爱王右丞韦苏州诗”;他的名作“春日登楼怀归”里传诵的“野水无人渡,孤舟尽日横”,也只是把韦应物“滁州西涧”的“野渡无人舟白横”一句扩大为一联。他的七言绝诗比较不依傍前人,最有韵味。

南宋初年,任渊注解了“山谷内集”;南宋中叶,史容注了“外集”,史季温注了“别集”,都赶不上任渊的精博。此外,陈逢寅也作了“山谷诗注”,任骥和邓公立又分别注了“外集”,可惜这三家的注本没有流传。看来“读书多”的人对黄庭坚的诗都疑神疑鬼,只提防极平常的字句里有什麽埋伏著的古典,草木皆兵,你张我望。例如任渊满以为把“和答钱穆父讠永猩猩毛笔”的出典注明白了,可是杨万里又搜查出来两句暗藏的“古人陈言”。甚至黄庭坚明明是默写白居易的诗,记错了些字句,他的崇拜者也以为他把白铁点成黄金,“可为作诗之法”,替他加上了一个“谪居黔南”的题目,编入他的诗集里。蜗舍嗟芜没,孤城乱定初。篱根留敝屦,屋角得残书。云路惭高鸟,渊潜羡巨鱼。客来缺佳致,亲为摘山蔬。澳门威尼斯赌场年龄风从北来不可当?街中横吹人马僵。西家女儿午未妆,帐底炉红愁下床。东家唤客宴书堂,两行玉指调丝簧;锦绣四合如垣墙,微风不动金猊香。我欲登城望大荒,勇欲为国平河湟;才疏志大不自量,东家西家笑我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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